​入行30年的何丽萍博士，对生离死别的场面虽已司空见惯，但看到冠病病患在离世的前一刻，只能透过视讯跟家人道别，还是会感到揪心和不舍。

"亲人离世前，我们都希望能见他们最后一面，亲口跟他们道别，但冠病重症病患无法这么做。"

入行30年的国家传染病中心首席医疗社工何丽萍博士（51岁），对生离死别的场面虽已司空见惯，但看到冠病病患在离世的前一刻，只能透过视讯跟家人道别，还是会感到揪心和不舍。

"一些家属跟病患有过密切接触，必须隔离14天，无法亲自到医院道别。我就会穿上个人防护装备，到加护病房帮他们安排视讯通话。"

何丽萍忆述，有一名病入膏肓的年长病患，他的妻子也确诊冠病，须留在病房里。他们的独生子在国外工作，赶不回来。"直到丈夫逝世的前一刻，妻子仍在祈祷会有奇迹发生。如果没亲眼见到丈夫的遗体，她不愿相信丈夫已经离世。"

由于国家环境局规定要用两层防护袋把冠病死者的遗体密封起来，家属只能在加护病房外隔着玻璃窗看死者最后一眼。何丽萍说，要让家属学会放手，"准许"病患安心地离世，是最艰难的一步。

"病患进入加护病房、病情危急时，家属都会鼓励他努力撑下去，其实他们心里知道终须放手，只是不想放弃最后一线希望。不过，当他们被告知亲人真的已经时日无多，就会告诉病患'你已经尽力了，放心走吧，我们会好好的'，这需要极大的勇气。"

除了协助家属办理后事，何丽萍也会请他们准备死者生前最喜欢的衣服，让死者有尊严地走完人生最后一程。

何丽萍透露，病患过世后，一些独居的年长家属容易胡思乱想，却不愿来医院找社工，怕触景伤情，因此她会定期做家访或拨电问候。

疫情期间
接获180冠病病患个案

"其实医疗社工也得学会放手，我们不能一直抓着家属不放，但如果他们还没做好心理准备向其他机构求助，我们就会继续跟进下去。"

对何丽萍来说，看着家属一步步走出丧亲之痛，重新面对生活，是无比欣慰的事。

自冠病疫情暴发以来，国家传染病中心的医疗社工团队已接到180起冠病病患个案，当中不乏外籍游客、客工和从国外返新的新加坡人。

由何丽萍领导的20人团队包括14名医疗社工和六名支援人员，其中四人专门照顾冠病病患，其他人则主要辅导感染人类免疫缺陷病毒（HIV）的患者。

加护病房病患情况较危急
医疗社工须24小时待命

由于加护病房的病患情况较危急，何丽萍必须24小时待命。万一病患情绪不稳或病情急转直下，即使是周末深夜或凌晨时分，她也得帮忙安抚病患或家属。"一些病患呼吸困难却不愿插管，因为一旦插管就无法跟家人用语言沟通，也不能使用手机。"

也有一些住在普通病房的病患，因年幼孩子无人照顾而忧心如焚。

"父母确诊，孩子也得隔离。隔着电话听到孩子嚎啕大哭，任谁都放心不下。我们只能一再向病患保证孩子很安全并已获得妥善照料，这样他们才会安心养病。"

何丽萍透露，七岁以下的确诊孩童一般会送往竹脚妇幼医院或国大医院。不同医院的医疗社工会尽量协调，安排孩童与父母住在同个病房。

至于被隔离的孩童，如果没有亲戚或女佣代为照顾，医疗社工也须跟社会及家庭发展部紧密合作，照顾他们的起居饮食。

何丽萍解释，导致病患焦虑的原因有很多。一些看似芝麻绿豆的小事，也能带给病患很大的慰藉。

"有的病患因两三周没剪指甲而感到烦躁，一把指甲刀就能解决问题。在本地无亲无故的外籍旅客，有时只需一个热水壶或几本杂志书籍，就可一解思乡之情。像这类需求，我们都会竭尽所能帮忙。"

何丽萍目前也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任教。她常对学生说，在传染病科当医疗社工有一定的挑战和压力，每天都充满不确定性。

她在访问结束时莞尔一笑，"不是我选择这份工作，而是这份工作选择了我。我们的任务就是帮助人们排忧解难，只要找到其中的意义，就会想要一直坚持下去。"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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